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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陌生人》| 融不进城市,回不去故乡

 

 

    最近有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引发热议,导演郑琼将教育、阶层以及城乡议题浓缩在了分别来自农村、小城镇以及大城市的三个孩子的六年的读书之路上。其中来自甘肃乡村的马百娟,从六年前那个渴望读书,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变成了六年后辍学在家留守农村的沉默少女,再一次证明着教育对于乡村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却又有效的改变命运的方式。

    越来越多的乡村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到更加现代化的大城市打拼,因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满足了许多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他们从小就在乡村小学的课堂里看到,从在外打拼的同乡那里听到,从电视网络里感受到:获得人生发展就必须摆脱乡土身份。而接受教育、考上大学则是最为公平有效的方式。

    但是却很少有人反思,在乡村年轻人企图重新选择身份的过程中,大部分人的教育之路并不成功,之后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永远丢失的乡土身份以及未曾实现的城市梦想。他们在两难境地之间徘徊,最终只能接受着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村庄里的陌生人》以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小山村——黄村作为田野地点,以离农这一在乡土社会普遍发生的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了在现代性拓殖背景下黄村学生离农意识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来自乡村的年轻人选择离开故土?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以下内容摘自 赵忠平《村庄里的陌生人》 

    “离农=有出息”

    离农的途径有几种:招工、参军、经商、打工以及教育升学。其中教育作为乡土居民最为认可的离农通道一直是农村年轻村民离农的重要选择。教育离农为什么会被广泛认可?在阶层固化相对严重的社会,几乎只有教育升学路径是最为平等的社会流动渠道。再加上文凭主义的兴盛,意味着文凭承载着职业地位,以及职业所附加的权力和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如何成功地培育“离农价值取向”?作者在这里从三个层次递进分析了原因:

    (一)离农价值取向与抽水机效应

    当前的农村教育的价值倾向总体而言是离农的,农村教育的离农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的非为农性,以及农村地区形成的人才抽水机效应。

    现代乡校的培养目标并非为农性的,而是离农性的。现代学校不论在课程内容的设置,还是课程讲授方式等方面均与乡土社会的传统存在诸多差别,其并非为了使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得以传承而进行教育,而是为了开民智,向农村地区传输现代性的价值观念。 现代乡村学校的离农价值取向以及教育所发挥的抽水机作用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储备构成挑战,它使乡土社会农民的子女寄望于通过教育实现离农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农村地区越来越成为一个被边缘化、荒漠化的所在,这更强化了农村学生的逃离意向    (二)课程内容与评价方式的城市霸权

    乡村学校虽然深处乡土社会之中,但其在教育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均是典型的城市化导向的,这种导向可被认为代表现代性的城市文明对乡土社会的一种霸权式文化规训。这种城市导向的文化霸权导致了农村学校教学内容与乡土社会的分离性,也导致接受教育的学生在知识掌握和价值养成层面与其生活的乡土社会的隔离性。一切美好的想象都会与城市社会联系起来。现代学校中课程内容评价方式的城市霸权,一方面加剧了农村居民通过教育实现底层再生产的可能;另一方面则可能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学生的价值观念,他们接受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却不得不接受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三)污名化乡土的比较教育方式

    现代乡校除了在目标和价值取向,以及课程设置和评价等方面的离农性特征之外,在教育方式上,也通常采用污名化乡土的方式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首先,在乡村教师日常的课堂教学和话语中总会渗透对农业生产的污名化倾向。其次,乡村教师也会经常表现出对农民身份的污名化倾向。最后,乡村学校教师对农村地区的污名化话语也经常出现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之中。

    “ 教育离农的三大场域 ”

    (一)“悬浮”在家庭

     1. 家庭的面子动力与主观支持

    当教育成为乡村地区几近唯一的被充分认可的离农社会流动路径时,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教育实现离农社会流动实现了“望子成龙”也增强家庭在本社区的声望和地位。

      2. 初级群体异变的客观推动力

    在现代性拓殖背景下,农村家庭作为初级群体的功能异变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家庭关系和情感对个体向城性流动的阻滞力,而在客观上增强了个体离开农村的推动力量。于是,离开家庭的个体不再如传统时期一般具有浓烈的乡愁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思念,这种情感总体趋向于变淡。家庭成员关系联系越来越趋向于松散,家庭消费观念原来越城市靠拢,家庭教育把“有出息“和”经济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成对黄村年轻人走出乡村,投入城市经济创造的巨大推力。

    (二)“规训”在学校

    学校是农村学生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场域,农村学校通过比较的教育方式对乡土社会污名化,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农村学生对乡土社会的负面情感;农村学校在课程内容设置上的城市导向为农村学生提供了虚拟化的城市想象,这种虚拟的城市想象对农村学生产生了拉力作用。不论是城市化导向的课程内容所营造出的虚拟性的城市社会想象,还是乡村教师的比较教育方式所营造出的虚拟性城市想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城市社会的美好性,但同时又都是片面的。

    (三)“隐匿”在社区

    逐渐远离泥土的游戏活动,隐喻着孩子与村庄的关系逐渐淡化,也折射出村庄生活的变迁。在当前的乡村社区,同侪游戏的频率减少了。一方面学生的上学方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则与学生的学业压力有关,来自学业本身和来自家庭的规训源于教育作为农村地区学生实现离农社会流动的几乎唯一通道的信念。孩子的游戏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充满乡土特色向流行的电子产品靠近,不再与泥土接触的游戏内容和道具选择,意味着农村孩子对乡土社会本真内容的远离。孩子的游戏场域发生了变化。

    黄村对“出息”与“窝囊”有了新的定义,那些走出乡村的人被认为是有出息的,而那些留守在乡村的人被认为是窝囊的。于是,走出乡村被认为是个体有出息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而学生作为主体,他们保有真实而片面的现代性体验,被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所吸引,借助书本,现代传媒和他人讲述, 以间接的方式获得的虚拟又美好的现代性想象。当他们走出乡村,摆脱了污名,成为乡土社会中的成功者,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对于个体及其家庭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对农村学生而言,被乡民普遍尊重和崇拜的荣誉驱动会构成他们通过个体努力实现离农社会流动的心理动力。

    与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拓殖相伴的是对乡土社会的污名化。在此过程中,乡土居民普遍认同了这种污名并生成污名意识,从而对作为外群的城市社会产生价值偏好,而对作为内群的乡土社会则产生贬抑情感。离农意识的建构是黄村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产生城市偏好和贬抑乡土价值观的过程。当黄村学生触摸的直接经验与外界传输的间接经验达成一致时,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价值偏好和对乡土社会的情感贬抑便内化进其认知结构,进而生成个体的离农意识。但当前黄村学生的离农意识建构过程具有虚拟性和片面性的特征。当前的黄村学生是“悬浮”在乡土社会的。他们普遍缺乏在乡土社会中生产和生活的深度经验,由此而引发的结果是:黄村学生对乡土社会的情感趋向淡漠,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缺乏传统乡土居民所拥有的勤劳、节俭、能吃苦和坚韧等品质。 对于那些辍学而进入城市社会务工的个体而言,他们逐渐成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无根”一族,并且经受着城乡社会的“双重边缘化”。

    摘自 “社会学之思”微信公众号